利益面前，我们如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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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做过一个怪梦：我跑向一个陌生人，向他借钱，他毫不犹豫地掏给我一张百元大钞，然后就走了，走的时候满面微笑，象一个绽放的春天。懵懵懂懂地醒来时，我很纳闷，为何我敢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借钱呢？为何他不问缘由地就爽快地借给我一张大钞？还是那么高兴地离开，甚至对我还不还钱根本不在乎？
这些疑问纠缠了我一时，清醒后想到了答案——因为这是个梦啊！梦不异，还叫梦？可是，这确实是个异乎寻常的梦，是一个遥远的梦。
然而现实中的我们，却不得不天天都要面对，这个被“利”字支配的世界。尽管“情”这个东西，被无数人所吟咏歌颂得那么美好，许多时候，在“利”面前却也只能充当配角。
我曾有过一次尴尬的经历：一天打的回家，司机是个很健谈的人。很快，我俩便畅聊了起来。两人十分投机，有说有笑，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当时不禁想，要是旁边坐的是个很熟悉的朋友，也未必如此其乐融融吧？快到家了，我将手伸进平时装钱的口袋，突然，一丝汗意从背部冒出——我的钱呢？我一阵慌乱，把身上的几个口袋都翻了出来，没有！司机发现了异常，见我拿不钱来，先前的友善无影无踪了，口气冷漠地对我说：“你坐车怎不带钱呢？别告诉我是钱丢了，象你这样的人我可不是第一次见。太不象话了！”接着说了一大堆的抱怨。让本来手足无措的我更是汗颜。最终我红着脸恳求他，在我家楼下等一下，我回去拿，才摆脱了尴尬。十元钱，就十元钱，肯定是弄丢了的，但却让我在他的眼中形象立马发生质的变化。事后，我不禁叹惋：此乃十元钱的力量，能让一个人的态度变得截然不同；此乃“利”的力量，摧毁情感的萌芽。
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在今天，当一个人面向社会后，他与别人之间的关系纽带， “利”居多，“情”居少，更多的是“利”为主， “情”为辅。很多“情”是“利”的副产品，这只是一座不打地基的楼。利益生的情感，随利而塌；情感生出的利益，实在珍贵。人本无分，因“利”而有别，于我有利者亲近，于我无利者无关，损我利者疏远。“利”分你我他，人以据为己有为求。
于是，我开始幻想，幻想一个非为“利”所充盈的世界，幻想一个由爱主宰的社会，幻想那个名叫 “大同”的治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儒家的“大同”，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异曲同工地描绘了一个尚博爱而轻私利的理想社会。古人的梦想，今人的梦想。
那个梦中的陌生人，何尝不是我潜意识中对理想的人际关系的期盼呢？钱借走了，他依然快乐。他也许懂得了，他并未失去；他也许相信，钱并非其一人所有。佛家讲“非我”，不如理解为“我”之所有，众人之所有，而非个体之私有。“我”的钱流入他人之手，“我”仍拥有。写到此处，我自己也不禁感慨：“那是一个超然的社会，幻想罢了。”
我又回到了现实，恍然悟到，梦之遥远，只因为思考对象为社会大整体，而社会之变，赖于人之变。周国平说，人要有真性情。“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倘若人人凭真性情而活，“大同”何不可至？
其实，“真性情”是人之本心需求，只因世风外力的反作用令人难以达到。纵观历史，每一个时代，真正坚守真性情的人，少之又少。魏晋之阮籍，嵇康是也，唐李白可算其一，宋苏轼可算其一。纵然难以达到此境界，但可努力向其追求。不能与之相交，可无限接近。
还是周国平说得妙：“你说，得活出个样儿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已都不要衣帽取人。”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至人喻以情。”非人人做得成君子，而人人又唯恐成一小人，那么，我梦想，一个至人的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