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学术传统与教育研究

教育的学术传统与教育研究

 学术研究是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结论，借助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阐释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具有探究性质的活动。依照研究对象及方法，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教育研究有两类形式：教育学术研究和教育学研究。顾名思义，教育学术研究是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以教育实践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所讨论的是与教育活动本身相关的各种问题。而教育学研究则以“教育学”这门学科及其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作为学科的教育理论知识。前者是对人类的教育实践及其认识过程的把握，是对“日常生活的教育学”的历史的思考，后者则是伴随着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和科学主义思潮而产生的，是对学科化、体系化的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的思考和认识。就此而言，它们两者在学术旨趣、研究对象、方法手段等方面的区别是明显的。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近百多年来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的国度，这可以从近代以来在我国并存的教育学术研究和教育学研究这样两条教育研究范式中看到。由于多方面的缘由，我们对自己本有的教育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以致当下的教育研究渐入西方教育学研究的范式，既与自己的教育学术传统相悖，也脱离我国教育的现实。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反思，是积极开展教育实践、推动教育改革的需要。

一

自“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作”始，就有了文明意义上的教育，有了与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考，这也是教育学术研究的肇始。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教育学术研究的历史起点其实是“下里巴人式”的。尽管如此，但在独特的本土文化的滋养下，它却拥有了鲜明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品格，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教育学术研究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品格主要表现在教育研究的生活性和完整性上。

所谓生活性，就是说传统的教育学术活动坚定地以体现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为依归，充满浓烈的生活色彩。“伏羲教民以猎”、“神农教民农作”的目的是什么？显然，在历史的起点上，教育没有游离于人的生活之外。这里没有一个外在、超然的目的来支配教育，教育也不是高高在上、对生活指手画脚的活动，说起来似乎十分简单，那就是为了生活、使生活更美好，教育天然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即便是到了后来，诸多先贤也都倾向于生活的观点，或者至少是由生活出发诠释自己的教育主张，这表现为他们以入世的态度来看待人的发展，在教育学术研究中把教育置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框架内来讨论，而不是把它置于客体化的位置或以客体化之物（如知识等）来置换人与世界、人与教育的关系，人的精神生命、特别是对获得精神生命的途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于人发展的价值、关注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内在发展需要，并把这种思想实现于教育过程之中，以致孔子有“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感受，孟子则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三件极幸福之事之一。无论是“愤启悱发”、“体察涵泳”还是“叩其两端”，抑或“存心养性”、“熟读精思”等思想，都具有无以伦比的人文气质和道德品格以及对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教育的人性光芒是永恒的。以往，习惯于把这些论述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原则来讨论，这是不够的，嵌印其中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试想，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人的心理状态何以能够被调整到“愤”和“悱”的程度？没有“愤”和“悱”的状态，又何以“启”和“发”？“愤启悱发”和发现法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它不仅仅关注人的知识水平和思考能力，而且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活的情景中才能实现的情意状态。而后者更关注的是通过逻辑推理去发现知识的内在结构，在它看来，这个过程可以在远离生活的书斋或思辨中完成。

所谓完整性，指传统教育学术研究把教育与全部人生、社会问题放置在一起作为整体加以考虑，直面教育实践，不存在单纯以增加教育知识为目的教育研究，没有把教育拎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教育家们都试图通过亲身的教育实践来实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理想，以致孔子有“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气度，《学记》则提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明训，其中丰富的内涵是非被科学化了的教育学所能解读和说明的。诸如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虚心涵泳等认识表明，在我们的教育传统看来，真正的教育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思”，也不仅仅是“看”，更是有深刻的内心情感体验和感受且积极行动的“做”，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教育学术研究不拘泥于对既定的、经过努力就可以一蹴而就的目标的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使它成为一个在宏大的视野中被身体力行地实践和认识的活动，以致力于培养出有卓越的品行和高尚的道德与出众的才华、有“德”和“道”的人。知情意和学以致用的传统使教育学术研究成为直指人生和国家社稷的活动，它如同亚里斯多德所言说的实践智慧，是一项需要大智慧、大度量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成人”、“成己”活动，而不是记问之学，也不是以试图制造出更多的教育学知识、搭建所谓的教育学体系为己任之学，更不是为了简单地维护现存体制的工具之学。在此，“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是学习与做人做事有关的一切学问。

总之，在长期的日常教育实践中，经世致用和学思行统一的思想方法使我们形成了一套存在于其背后且支撑我们的教育行为的日常生活的“教育学”。尽管我们未必能够以西学的思维方式来清晰地分析这个教育观念系统，但它却在我们的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规范着我们的教育行为，引导者教育趋向服务于人的现世生活。这种日常生活的“教育学”不同于由某个逻辑起点出发、依照一定的逻辑演绎、推理出来的学科化的教育学，它没有被某个外在于教育的力量所牵引，而是按照生活的需要和教育活动的自然进程展开的，是具有实践性、自觉性和境遇性的学问。它源发于对具体的教育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判断，是教育家们所开展的行动研究和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实践智慧，是一种没有被课题化于人的生活之外的、具有真切人性色彩的教育实践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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